首仕同安遗泽银同

首仕同安 遗泽银同

颜立水

　　朱熹于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午时出生在南剑州（今南平）尤溪县城青印溪南郑氏馆舍中。据说诞生时，馆舍前后山同时起火，朱熹父亲朱松认为是“喜火，故以此二字组合号名为“熹”。尤溪原名沈溪，因避闽王王审知之讳易名，故朱熹乳名沈郎。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婺源于南朝梁、陈（502～589年）为新安郡，故其署款称新安。朱熹父亲朱松常在歙县城南紫阳山读书，因而朱熹自称“紫阳”，在同安主簿任内又自号牧斋，还有晦翁、仲晦、云谷老人、沧洲钓叟等字号。

　　朱熹十九岁中王佐榜五甲第九十名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春授左迪功郎（俸禄十二贯），授官泉州府同安县主簿（协助县令管理薄书、赋税、教育等事务，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二十三年（1153年）七月走马上任，二十六年（1156年）秋三年任满。但代者未至（莆田人方士端接其任），同年冬“奉檄走旁郡”（即奉泉州府之令到府属各地调研），“因得并载其老幼，身送之东归（崇安）”。翌年春又返回同安，因已不视薄事，便暂住名医陈良杰馆舍，借老聃门人庚桑楚居畏垒之典故，名为“畏垒庵”，过着“端居托穷巷，廪食守微官。事少心虑怡，吏休庭宇宽。晨兴吟诵余，体物随所安。杜门不复出，悠然得真欢”的闲居日子。但“代予者卒不至，法当自免归”，故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离开同安。这样算起来，他在同安前后有四年多的时间，所以志书也有 “五载秩满”的记载。朱熹在《申建宁府状》文中自叙:“泉州同安县主簿到任四年，省罢归乡，偶以亲老食贫不能待次，遂乞岳庙差遣”，离开同安的第二年十二月，二十九岁且仅有主薄履历的朱熹获准到潭州南岳庙当祠官（管理祠庙，有禄无事，俸禄十七贯）。

　　朱熹七十一年的生涯中，从政七年六个月，立朝才四十六天（指绍熙五年即1194年十月被举为宁宗皇帝侍讲），而他在同安却有四年的时间。所以志书说，同安能称“望邑”，是因“紫阳夫子尝作薄于此”。民国版《同安县志》卷四十一还记载:“闽之文学以漳泉为最，而漳泉尤以同安为最。盖因朱子过化，文风日盛耳”；民间甚至用“许濙开祖二千载，朱熹过化八百年”联语来概述同安的开发史和文明史。这些说明朱熹首仕同安，对同安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建设做过积极的贡献。

　　那么，朱熹在同安四年，具体做哪些事？

　　一、逃禅归儒

　　说同安是“朱子学”的开宗之地，并非是无稽之谈。

　　朱熹任同安簿事前，受刘子羽、刘子翚、胡宪三位业师禅学的影响，对佛教禅学非常有兴趣，平日“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甚至研究佛教，“泛滥于释老者，亦既有年”，还借用禅学作文而考中进士，佛教禅学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对他早期思想有相当的影响。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二十四岁，“夏，将赴同安任，特往受学于延平李先生侗之门。”李侗（1093～1163年），字愿中，号延平，是理学大师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朱熹从崇安五夫里到同安任官。经过南平拜见李侗，介绍了自己学习佛释的情况，受到了李侗的批评。开始他“心疑而不服”。同年七月，他来到同安任职，公余时间研究“释老之学”，甚至还为梵夭寺法堂题曰：神光不昧，万古徽钦，入此门来，莫存知解。后来感到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因而“余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以后“将圣贤书读了，渐渐有味，顿悟异学之失”，也由此“乃知向日从事于释氏之说皆非”。由于李侗“教以只看圣贤之书”，朱熹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也就是发展以崇尚儒学代替佛学。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春（一说是三十年冬），朱熹正式拜李侗为师。同安簿事四年。正是他思想上“逃禅归儒”的转型期，朱熹以“鸢飞鱼跃”的题词来抒发当时的思想境界。

　　朱熹思想上这一“转轨”，同安便成了“理学”集成的“实验田”。他整治县学，在大成殿后“建尊经阁，藏书九百余卷；立教思堂，日与邑人讲论正学，从游甚众”。元至正十年（1350年）孔公俊筑大同书院时林泉生就说过：朱子“在同安教人，必以格物致知为言，盖断然以圣贤之道自任，人亦断然以圣贤之道期之”。这些“圣贤修己治人之道”都是儒家的学说，他当时的学生许顺之、王力行，以及后来的邱葵、吕大奎、林希元、黄文炤等理学名儒，都继承了朱熹的衣钵。

　　朱熹崇儒的思想，对佛教必然会有冲击作用。他在同安为官，“民欲为僧尼者禁之”，后来到漳州任知府，还发布《劝女道还俗榜》，禁止僧尼在民间传经。同安与安溪接壤，朱熹曾为安溪凤山通元观书题一联：

　　心外无法，满目青山。

　　通元顶峰，不是人间。

　　厦门大学高令印教授认为这是“批判了佛教禅学的空无思想”。我查阅了原同安境内的寺庙庵堂，发现绍兴年间始建的庙宇只有白礁慈济宫（西宫）和白云山清水岩，前者建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还没有到同安；后者建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朱熹离开同安。林希元是明代的“理字名宦”，朱子的真传摘派，他对朱子学说敢于“存疑”，可是要把文公书院从东门外搬到梵天寺后，以儒压释，还得仿照朱熹在漳州芝山开元寺后建龙江书院（也称芝山书院）的故事，否则也未必敢作主张。说明程朱理学对后世的影响。

　　二、采风问俗

　　有道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朱熹从闽北到闽南，非是“千里来当官，为了吃和穿”，而是为了施展他的政治抱负。所以下车伊始，便上山下乡，采风问俗，同安的山水几乎“走透透”。

　　他到浯洲（金门）“以礼导民”并建燕南书院，到嘉禾屿（厦门岛）为陈黯校正《裨正书》，到高浦为石氏修改祠堂，到蔡林社标题八景，到郭山为郭岩隐题写墓道碑，到马巷为他的继任方士端卜居题写“万家春”，到后柯社为柯国材葺庐作记，到许厝探访“契友”许衍……朱熹学识渊博，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文学、书法、绘画、金石无所不通，所游之处，也多有留题。根据志书记载，除大轮山外，小盈岭有“同民安”、“扳辕石”，香山有“真隐处”，东陵山有“望云”，孤卿山有“腾紫峰”，梅山有“同山”、“大同”，东桥溪底有“弁石台”，东山有“应城山”，福鹏山有“文山”，澳溪有“安乐窝”，莲花山有“太华岩”、“留心湖”、“灵源”，金榜山有“场老”、“迎仙”、“谈元石”等，总共有二十多处的摩崖石刻。据何丙仲先生考，朱熹中年后所到之处以撰文作诗居多，因有刘慕父嘲笑他写字模仿曹操，故以后题词不多。

　　有人说朱熹当官是游山玩水看风水。我倒认为，一个想替老百姓办事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外来官），应该去“游山玩水”。不去“游山玩水”，焉能“知山知水”，又怎能“治山治水”。朱熹去“游山”，是应用“格物致知”的原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和发展规律，从中寻找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途径。朱熹的确为郭岩隐、许升卜葬，民间还传说他在同安相中两块半的风水宝地，即一苏公二望云三郭婆；根据汀溪褒美地师叶子英祖传手抄本记载，朱熹还为浯洲屿口谶“猛虎下山”和“冲天蜈蚣”两块宝地。他还建石坊抵风沙，在应城山筑堤（即文公堤）补县治龙脉，这些反映了他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但他的思想体系中也有不少唯物主义的内容。他主张“天人合一”、“万物一理”，这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有借鉴意义。“风水”注重居住环境，讲究藏风得水，后来许多“风水先生”以“朱文公谶”作幌子谋生，这就背离了朱子的本意。

　　隆庆版《同安县志》记载:“自朱子簿邑后，礼义风行，习俗淳厚，则谓本邑礼俗创自紫阳”。同安实施县治到朱熹任簿事已有220年历史，北宋还涌现了医圣吴夲（即保生大帝），丞相、科学家苏颂这样的伟人，所以同安的礼俗不一定是“创自紫阳”。但朱熹按照儒家的观点，在规范封建礼义，改造乡风民俗，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确实功不可没。朱熹对“风俗”的解释是：“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也就是引导百姓“去恶从善”。当然，朱熹有些理论，被后来的统治者“发扬光大”，其负面影响不能全由朱熹“买单”。例如，文化大革命批判朱熹，说他是摧残妇女的“罪魁祸首”。我查了地方志书，古同安境内有110座石牌坊（不包括墓道坊），其中有40座旌表烈女、节妇的牌坊，而且全是明代万历以后树立的节孝坊。（金门蔡宗德妾杨氏节孝坊是明万历三十八年全国首座为妾树立的石坊）所以我们应该本着历史、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看待朱熹当时实施的“礼治”。

　　三、兴文讲学

　　朱子格言：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教人做人。民间也有“做人难，人难做”的理语，因此教人如何做人始终是朱子学说的核心问题。

　　一朱熹担任主簿，又“职兼学事”，实际上“学事”的工作量大大超过“簿事”。他认为，兴办各种学校是教人如何做人的重要途径，通过讲学，可以培养百姓良好的伦理道德，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他说:“伦，序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义。”所以各地孔庙都有明伦堂（有的设于大成殿），同安孔庙明伦堂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维修时，儒学训导兼理教谕陈震曜（台湾嘉义优贡）于明伦堂前的“兴贤育才”石坊（明天顺五年县丞刘珣器始建）明间立柱撰写一联:人黉宫游伴水蹈矩循规修其天爵，崇正学守圣经提纲掣领教以人伦，这就是学校“教以人伦”的宗旨。朱熹还认为，学校不能单纯追求“高考率”，还应该成为修养德性的学习场所。他说:“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除理论说教外，还以当地道德高尚的乡贤（如苏颂）为教材，使学生学有榜样，达到“使义理有以博其心，规矩有以约其外”的教学目的。

　　教学需要优秀的教师。朱熹发现本县徐应中、王宾两位进士留意讲学，而且德行诚实，就写了《请徐王充学宾申县札》，聘请二人任教，并“待以宾客之礼”。徐、王二人教学认真，“日与讲论正学，规矩甚严”。个别学生学习不认真，未到放学时间就回家，朱熹就写了《同安县谕学者》布告，赞扬古之学者“爱日不倦，而竟尺寸之阴”的治学精神，批评“教不素明而学术素讲”的懒散作风。当时两位学生有“淫污之行”，朱熹痛心疾首，写了一篇《屏斥弟子员告先圣文》。文中除了痛斥二位违法的学生外，还指责自己“能行寡薄，治教不孚”，显示了朱熹严于律己的教学态度。

　　朱熹在同安开创讲学之风，虽然他的学说遭受“庆元党禁”（指绍熙五年朱熹任宋宁宗侍讲，因抨击宰相韩侂胄被斥为“伪学”），被封杀，但到理宗朝（1225～1264年），他生前竭力推广的书院教育和讲学形式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同安有他一批门人的积极传承，终使同安成为“士君子服习诗书，敦尚礼义，贤才奋兴，彬彬日盛”的“海滨邹鲁”。

　　四、为民办事

　　朱熹在同安任官，办教育的政绩比较突出，也深得民心，所以孔庙明伦堂前的“兴贤育才”坊，也是对他重视教育业绩的褒扬。除此之外，朱熹在农业、水利、环保等方面，为同安百姓办了不少实事。

　　朱熹主张“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他一到任，便将同安县治改为“牧爱堂”并为之榜书。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夏，流寇攻破县城西北门，朱熹与监税曹沆亲自守卫，同时设置射圃，训练乡刃，使“贼不能逼，寻溃去”，保护了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安县城建于东西两溪夹流处，城内沟渠淤塞，溪洪为患。朱熹发动居民开沟建渠，使小沟汇入大渠，大渠注人双溪，人称“八卦沟”，是同安县城最早的下水道。他还在厚德门（西门）护城河上建七星桥。据刘蕴年先生介绍，桥墩为石板，桥面宽3米多，长约5米。桥下一孔，孔间圈竖7根石柱（每根间距约30公分），里头圈抱2个相向密封形似大圆球的大鼎，上放一盏油灯和七条红色丝线。生铁铸造的大鼎浮在水而，而且不停滚动，使杂物无法停靠桥下。保证护城河不受堵塞，可说是朱熹城市环保工作的一大发明。

　　朱熹对农业还是比较重视。他说:“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为了保护水土，他提倡种树，至今同安地面还有许多相传朱熹手植的古树。他也注意兴修水利，提出“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这与毛泽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传承关系。他也到龙潭为民祈雨。民国版《同安县志》卷八记载:“朱文公、真德秀（泉州太守）常祷雨于此（指西大帽山豪山龙潭）。”当然，对于今天拥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来说，定会感到这种行为很可笑，甚至是封建迷信。但在当时的历史局限下，只能说明朱熹关心民瘼，用心良苦。倘若进一步探究，也可以说明朱熹有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否则他也不会轻易去“祈雨”。

　　五、凡事躬行

　　宋代同安为中县，只有五名编制的“领导班子”，即知县、县丞、主簿、县尉、主学各一人，所以“一仙嘉礼（傀儡）要搬七十二万下江南”。

　　隆庆元年（1567年）知县酆一相建县官题名碑记叙:“朱熹莅政，纤悉必亲。苟利于民，虽劳无惮。但赋税出人之簿，逐日检阅，以防吏胥之弊。职兼学事，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访求名士乃为表率。增修讲问之法，日与论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朱熹自己也说:“主簿就职内，大有事。县中许多簿事皆当管。某向为同安簿，许多赋税出人之簿，逐日点对签押，以免吏人作弊。单就这些文字资料，一位埋头实干，认真负责官员的形象就已跃然纸上。

　　朱熹“为官勤政，凡事躬行”的事例很多。考察山水，了解民俗，访求名士，起草文书，登台讲学，样样身体力行。

　　朱熹擅长绘画，也熟悉雕刻。他绘画的技艺是“深得吴道子笔法”。建阳文化馆有一碣朱熹65岁时“对镜写真题以自警”碑。同安大轮山文公书院明代成化年间镌刻的朱熹自画石刻像，据高令印教授稽考，这方石刻形像的时间还会更早。由于朱熹经常深入民间，接触平民，也就亲自把这种技艺传授给百姓。新圩有个乡村叫“诗坂”，相传朱熹当年亲自教人刻版印书，所以原名“书版”，至今陈氏家庙有一副对联写道:”名贤注想双牌地，列祖锄开一版家。”说的也是跟朱熹刻版有关的事（邻村后行朱氏堂号“紫阳”，是朱熹季子朱在派裔）。还有传说朱熹在同安时，曾到泉州凃门田庵村传授刻版技艺，至今当地每年农历二月十五还有祭祀“祖师朱文公”的俗例。这又从另外一个侧面再现了朱熹的亲民作风。

　　朱熹于855年前首仕同安，给同安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这是同安百姓的福祉。三十年前笔者在普查文物时，就以《朱熹在同安的遗迹》为专题，普查了一批朱熹在同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已有澳溪“安乐村”塔，梅山“同山”石字，南门溪“金车”石刻和铜鱼池遗址，莲花山“太华岩”、“灵源”摩崖石刻，郭山“郭岩隐安乐窝”墓道碑刻，大轮山文公书院，小盈岭“同民安”关隘等被列为同安县（区）文物保护单位。朱熹首创的苏颂丞相祠被厦门市人民政府列为涉台文物，而他当年整治的县学（孔庙）也已升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文物古迹及其文字资料、口头流传等非物质文化遗存，都是朱熹最早“过化”同安集成“理学”的实物见证；也是同安近千年来“士思其教，民思其惠”的怀念载体。